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方法]以京津冀城市群153个县区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对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1)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县区和地市的土地经济密度及其发展速度在空间上均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但随时间变化区域差异逐渐缩小;(2)Moran′s I指数由0.013 9上升至0.065 3,表明在空间上存在空间集聚状态,且随时间不断优化,区域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强;(3)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热点显著区集中于北京、天津等经济优势区,并向四周梯度扩散;(4)人均GDP、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类因子对土地经济密度的解释力较大,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作用力优于单项因子作用力。[结论]可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差别化调控提供参考。     

基于CLUE-S和GMOP模型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情景模拟

[目的]对青龙满族自治县未来土地利用格局进行多情景预测模拟,并探索土地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双提升目标下的土地利用发展格局,以期为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别利用CLUE-S单模型、灰色多目标优化(GMOP)+CLUE-S模型对研究区进行了土地利用情景模拟。[结果](1)所选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类型的解释能力较好,ROC值均大于0.7,满足Auto-Logistic回归要求,模拟检验的Kappa系数为91.03%,模拟效果比较理想;(2)到2020年,基于CLUE-S单模型的自然发展情景,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占用耕地和林地现象突出,土地经济效益提升较大,但生态效益却呈现负增长;基于GMOP+CLUE-S模型的多目标优化情景,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趋势得到控制,耕地、林地面积有所增加,未利用地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实现了土地经济和生态效益双提升,分别比2015年提升了3.12%和1.96%。[结论]GMOP+CLUE-S模型能够发挥两个模型各自在结构优化和空间分配方面的优点,有利于实现区域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空间布局和综合效益的协同优化。     

设立国家级贫困县能提升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2007~2016年中国296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自1986年实施贫困县制度以来，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需要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检验。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利用2007~2016年全国6个省份296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非但没能有效提升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反而对其有持续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然而贫困县政策并未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通过正向干预农产品价格能有效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讲，立足贫困户推进精准扶贫、通过招商引资带动有效投资，以及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对于提升贫困县的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江苏县域新型研发机构的根植表现实证研究——以常熟为例

新型研发机构肩负发展产业、引导创新资源下沉的重任。在加快实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有效整合创新资源、强化源头技术供给，融合机构能力“提质增效”“创新变现”是当务之急。以江苏省县域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代表城市常熟为例，实证调查机构的根植表现，提出产业支撑匹配度、产学研合作深度、市场化能力、政府的靶向支持等五大要素，建议构建部门协作的联动体系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内涵型”增长。     

秦迁陵县粮仓设置体系探讨--以出粮机构粮食来源问题为中心

除仓官外,秦迁陵县内的出粮机构还包括田官、离乡及司空等。它们并非都建有独立粮仓,所出粮食的来源也不尽一致。田官不设粮仓,它的出粮地是公共粮仓中的一间专属仓房。离乡建有供应该乡粮食开支的独立粮仓,且粮仓数量与该乡人口规模有关。小乡可能仅有一座粮仓,故有时会产生因储备不足而需要仓官额外输粮的问题。司空、发弩及■舍三者既未建有独立粮仓,也不如田官那般在公共粮仓内占有一间仓房,它们向外供应的粮食全都是由仓官转输。总之,秦迁陵县内设置的粮仓包括县级公共粮仓和离乡粮仓两类。田官、司空、发弩及舍虽承担了部分出粮职能,但并未给县内粮仓体系带来影响。     

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湖北省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确立与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协调的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政策,是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方法]以湖北省县域为空间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划分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结果](1)2016年湖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乡村性呈现出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5.29%、16.1%、10.71%和48.28%。(2)重点开发区的乡村类型以工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为主,乡村类型主要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带动,市场、资本推动力和农民的自主选择突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类型均以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为主,不同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自然和生产条件优越、农耕文化根植,农业政策扶植,乡村类型是由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类型受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基础及行政干预的推动。[结论]三大主体功能区下的乡村类型及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并提出不同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江苏发达县域高新企业“双元”创新发展评价

县域创新作为区域科技创新的“最后一站”,如何提升创新能力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选择江苏省发达县域的代表城市张家港为样本,通过对张家港“双元”创新的整体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县域“双元”创新的困境和制约因素,提出“突出顶层规划,完善创新机制;突出平台建设,增强产业支撑;培育保护知识产权,确保企业创新活力;突出人才引领,强化针对措施;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江苏发达县域高新企业“双元”创新发展对策。     

中国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基于粮食生产和县域财政收入的视角

利用2001—2013年中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探讨了产粮大县粮食生产的贡献以及其与非产粮大县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实证分析了粮食生产对县域财政收入的影响,并提出了对产粮大县进行利益补偿的基本思路。结果表明:目前"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依然存在;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是导致产粮大县财政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2003—2013年产粮大县的粮食增产拉低了其财政收入的9.98%。     

基于因子分析的江苏省县域经济竞争力研究

本文以江苏省2015年统计年鉴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选取能够有力地反映县域经济状况的22个指标,为江苏省44个县截至2015年的经济竞争力建立了一套较为全面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科学分析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希望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从而促进各个县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文章主要是基于因子分析法,借助常用的SAS统计软件。     

都市圈与“省直管县”的冲突与协调

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指出了城镇化当前的发展趋势,根据都市圈的形成机理和管理体制模式,针对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分析了都市圈发展和省直管县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